萝卜的小妮子嘞

悖悖论:

这个星球的70%被水覆盖,另外30%被傻逼覆盖 

520的我选择死亡@舅舅

我的妈妈

闲人:

还 @Solitueon 的这篇文


随便一写,以后再改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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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上上个周末我和她又吵了一架,起因大概就是她对我的婚姻状态表示焦虑,我因她的焦虑而焦虑,只好彼此伤害一场,以她哭我哭收场。我后来把其中一部分聊天记录截图给老何看,表示矛盾太激烈了,日子没法过。老何说这分明就是长颈鹿打架。长颈鹿脖子长,打起来缓慢又缠绵,自己觉得针锋相对,别人看起来像是跳舞。




这好像是一个有趣的误会。











2015年聂隐娘上映,我抽了个周末陪她去看。从影院出来九十点钟,商场里空荡,她和我乘电梯,迈出门口的第一句话,竟然是对我讲,“你是不是喜欢雨果,一定是的。”




这话我当时没听懂,唐传奇跟雨果八百八十杆子也打不着,放谁也懂不了。




过了半年,我重看悲惨世界,淌了一床眼泪。突然想明白她这话的意思。她是在嫌我太激烈————是近几年里的老调重弹,平均每个月就要说一次。我在家听贝多芬,铿铿锵锵,她就端出很多嫌弃————仿佛我是一个革命的胚芽,让她心神不安。




我或许的确是一个激烈的革命胚芽。四岁热爱爬墙翻梯子,被长辈说,“这孩子怎么这样呢”,我如同遭受精神压迫,怒怼回去“我就这样”。六岁读书,一路磕磕碰碰,擅长逃课打篮球,依旧翻墙翻梯子,偶尔办公室写检查,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常态少女。高中更不知悔改,排舞台搞杂志,装病回家看全明星,跟老崔为了一个球员吵架,一怒之下摔了人家的杯子......




我自己认了这个事实,不认也不行,跟别人说起来还有三分炫耀,仿佛是某种英雄事迹。但是我却对她的评价敏感如神经质,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。她一说我激烈我就原地跳脚,好像被戳了什么精神G点。




这大概是只有她说不得的真相,或者这真相里有什么别的东西。




她从不是疾言厉色的规矩,也不是殷殷切切的期盼,不然我也长不成这样————事实上她对我没从来没有什么不可动摇的要求,我的痛苦会让她妥协————她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爱我,这是我真挚情感的起点 ,也是我所有病的根源。











在我读小学之前,住在城市的西北角,公路到那里就是尽头、学校用铁栏杆隔开,对面围着家属院。八十年代大学宿舍盖的都是赫鲁晓夫楼,楼型方正仿佛九十年代的积木。我家住其中一栋。楼下就是音乐系的钢琴房,楼后面是一片芦苇地,穿过芦苇地有一亩打靶场,打靶场周围有很多坟头——据说这里以前是处刑犯人的地方。




大多数时候我跟着她去办公室或者图书馆,沿着栏杆一路走过去。她教给我唱歌,长亭外古道边一类的,风平浪静,少有波澜。但是有一天我掉到了图书馆前面的巨大水池里,还有一天我摸了插线板,最糟糕的一次,我翻出去玩,围墙遮住了她的视线————那一天有个人开着货车在壳子楼下面收旧沙发,很快就不见了————她以为人贩子带走了我,于是爆发了剧烈的恐惧,几乎要疯掉。




这是一个开端。




还有一个开端。我曾和她去中文系办公室交工作文件。楼道昏沉,那些年长的男性教授,他们讳莫如深又居高临下问我,“你是哪个姓呀”。




我不知道什么意思,或者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,但是应付不了,他们就玩味这个应付不了,我变成了一个小动物。




我还记得那办公室里的水泥地面,上面有很多裂痕。




再后来她评副教授,具体的事情我那时候还不懂。只是某个晚上,听见她跟一个同事打电话,争论单位里司空见惯和心知肚明的规则。后来就哭,说“我只是需要一个公正.....”那年她三十六岁,还会要公正。




我在自己的房间里走神,想着我看的故事。那时候我应该是在看一本叫《勇敢的船长》的书,讲一个讨人嫌的富家子落在一个渔船上,在权威和规矩里丢掉了自以为是,成为社会认可的完整的男性的故事,我在她的哭声里想象故事里讲的用鱼皮过滤咖啡,和暴风雨里的孤灯一盏。




现在去豆瓣搜书评,大约只有三四条。其中有一条说“红脖德行”——吉卜林确实是个右派。知识总是后知后觉,但是裂缝如影随形。







她去南开读书那年,生了一场大病,做了一个很大的手术。她从医院里回来,缓慢的修整了一年,我现在想起来,仿佛是宣告某种失败。




而在这一年里,我的成绩从全市第二一落千丈,被剥夺班级职位,班主任多翻很多白眼,是每一个学校里都存在的白眼,而我的某个部分在这些白眼里慢慢破土而出。




这是很微妙的一个交替,现在想起来,都是一些灰突突的细节。我的童年球场被推掉,那里曾经挖出一个人的头盖骨,跟打靶场的泥巴同源,都是死亡的触觉。她不再记繁琐日记,也很少再阅读我的作文————其实我也不写了,都是考试题目。




我们从此荒草丛生。











她曾经跟我讲,没做好准备,千万不要生孩子。




这源自她残忍的人生教训。她在自顾不暇的时候生育了我,我生来无用,不够强壮,混沌不辨又敏感易伤。她徒劳挣扎二三十年,仿佛可以在这个残酷世界里护我周全。




但是连她自己都风吹草动的活着,我们也只能事无巨细的接受各种苦难。




今年她照旧回青岛过年,不分日夜照顾卧床的外公,几乎没有外出的时间,我拖拉在外地,最后不得不去熬这个年关。仍旧是白天躲出门,天抹黑回去睡觉。




年二十九那天,我八九点才回去吃饭。她把正在看的马歇尔·埃梅的短篇小说集递给我,说“这个故事很有趣,你看一看。”




后来我就坐在饭桌那里,头顶挂着一盏孤灯,一边吃饭一边看故事。那个时刻,浩大的世界里,我跟谁都有隔阂,我只跟她亲近。




这是最近几年我们很难得的精神交流。太难得了,以至于我觉得很惶恐,仿佛我辜负和误会了她什么。但是在几千个真实生活的晚上,我们打电话的几分钟里,确实只有抱怨——抱怨糟糕的空气环境,抱怨生活的不如意,她责备我,或者关怀我的吃饭健康,叮嘱社会不安全,让我不要外出。




我的世界充斥着她无处不在的恐惧和焦虑,她的世界充斥着我无处不在的拒绝和推搡。最糟糕的是她总满怀希望,仿佛每一次相亲都会有好结果,我受着要泼她冷水的罪恶折磨,穿过城市,花费一两个小时,见一个陌生人,说一些不关痛痒的话,消耗掉很多很多的能量,再穿过城市回来,告诉她我做了她希望我做的事情,换一个平静的晚上。但力气耗尽,只能疲惫的睡觉。




在这个过程里只要某一步踏虚,我就会在车流和灯光里丧得不知如何是好,那时候会强烈憎恨所有人,只想就地死去。




我们把所有的,仅剩的,气力,就这样彼此消耗掉了,我苟延残喘的维持着真挚爱恋的能力,当是留最后的稻草,让自己活的还像个人。











2007年,十年前的暑假。这一切似乎都没开始,某一天上午,她花了一个小时给我讲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,讲到最后她失声而哭。




我曾无数次在脑子里复盘那个场景,好像如果我不这么做,这个场景就会变成虚无。




她坐在我家的旧沙发里,跟我讲这是一个异化的故事。人变成虫子,没有人再爱他,最后只能孤独死去。




现在她已经不再讲文学了,也不让我讲,这是没用的东西,虚得一无是处。既买不了车房,也晋不了职称。生活是物质的,这是残忍事实。大家都可以是正常人,你为什么偏偏要当虫子?




我不如她聪明,也不如她坚韧,还没有她漂亮————所有社会生存的必备素质我都低她几分,这是连她都打不赢的仗,几年之外就是我的下场。




她最终变成了结构的一部分,爱却活着,爱是断不了的,所以我就也是结构的一部分。




她不相信人,也不真相信什么虚无神灵,她的愿望是死后埋在我住的附近,最好有一棵树,她就埋在树下面。




每次说到这个都要哭,太沉重了,但这是我仅有的东西,我从出生到现在,从未失去的庇佑和锁链。但是生活是这样的糟糕,我们马上就要一起死在这里面。有时候虚妄的力量上身,总觉得我可以把她从里面扯出来,但我们都陷入沼泽,也就是个妄想。




所以我还是去种一棵树吧,顺便给自己也种一棵。我本来就是土象,理应回到这里。







塞林格写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的结尾,是霍尔顿坐在大雨里,看他的小妹妹菲宓一圈一圈坐旋转木马,觉得他妈的开心的不得了。




这个场景从小就构建了我一些人生想象,这是一个为家人滞留的故事。菲宓拖着箱子要跟他去逃跑,霍尔顿气的疯,这就是牵累,他有那么多愤怒,又丧又疲劳,到底还是没走成。




我曾经很爱这个故事的结尾。




那时候我没意识到,我还有一部分苟延残喘的活着———那是我在白眼里养大的一个东西,它长着獠牙,我如此虚弱,本不应该长出这个东西。但是它确实还活着,在我的每一个梦里睁着眼睛。




这是另一个故事,如果哪天它也行将就木,我会写下它。